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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四十年代,奧地利和德國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影響力漸走下坡,分析哲學在英國的奠基人摩爾(G. E. Moore)已經退休,另一奠基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也不像以往那般積極討論主流哲學議題。此時,一群新臉孔在牛津大學崛起,這群人組成了後來所謂的「日常語言學派」(ordinary language school),英國的分析哲學重心也逐漸從摩爾和羅素所屬的劍橋大學轉移到牛津大學。日常語言學派有不少領軍人物,如奧斯汀(J. L. Austin)、賴爾(Gilbert Ryle)、斯特勞森(Peter Strawson),都是來自牛津大學,故此學派又稱為「牛津日常語言哲學」(Oxford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或簡稱「牛津哲學」(Oxford philosophy)。

就我理解,日常語言學派強調「日常語言」,意思不是要對字詞的日常用法照單全收。他們所強調的「日常語言」,主要是相對於另外兩種語言。

第一種是傳統的「形上學語言」。傳統形上學經常用到某些字眼,例如「共相」(universal)、「自由意志」(free will)、「宿命」(fatal)、「心靈」(mind)、「知識」(knowledge)、「真」(truth)。不少日常語言學派的成員都認為,這些字詞要不是完全欠缺日常用法,就是被傳統的形上學家用到脫離日常用法。因此,日常語言學派處理這些議題的主要方法便是分析字詞的日常用法。比如,日常語言學者麥爾坎(Norman Malcolm)就主張研究「知道」這個字詞(及其同源詞)的用法,藉以研究「知識」這個概念。Malcolm, Norman (1951). Philosophy for philosophers. Philosophical Review 60(3), p. 336. 留意 Norman Malcolm 是美國哲學家,不是牛津大學的哲學家。

邏輯實證論和日常語言學派同樣反對傳統形上學,就這點而言他們在同一陣營。不過,敵人的敵人未必就是朋友。日常語言學派強調「日常語言」,有部分是要針對邏輯實證論者喜愛的「人工語言」。

1947 年,邏輯實證論者卡納普(Rudolf Carnap)出版《意義與必然》(Meaning and Necessity)。兩年後,日常語言學派的悍將賴爾發表一篇書評,這篇書評只有八頁,卻滿是挖苦和嘲諷。Ryle, Gilbert (1949). Meaning and Necessity. Philosophy 24(88): 69-76.

賴爾說,卡納普貌似創了套人工語言,但那其實稱不上語言(language),僅僅只是一套編碼(code),而且還要夾雜一堆英語使用者難以讀出來的哥德體字母。卡納普可以用「name」或「term」,他卻要用「designator」;可以用「description」,他卻要用「descriptor」;可以用「predicate」,他卻要用「predicator」;可以用「function」,他卻要用「functor」。此外,卡納普還創了一堆「conceptor」、「abstractor」、「individuator」等以「…tor」結尾的字。可是,賴爾批評,這些新字非但無助釐清議題,反而令討論更加模糊。這篇書評的結尾更是苛刻到不得了:

My chief impression of this book is that it is an astonishing blend of technical sophistication with philosophical naiveté.

日常語言學派不乏人工語言方面的專家,比如斯特勞森對古典邏輯的掌握便勝過不少人。只是,日常語言學者普遍和賴爾一樣,認為人工語言無助解決或消解哲學問題──要正確處理哲學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大家都用的日常語言,而不是自創一套新的人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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